修既治滁之明年，夏，始饮滁水而甘。问诸滁人，得于州南百步之远。其上则丰山，耸然而特立；下则幽谷，窈然而深藏；中有清泉，滃然而仰出。俯仰左右，顾而乐之。于是疏泉凿石，辟地以为亭，而与滁人往游其间。
滁于五代干戈之际，用武之地也。昔太祖皇帝，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，生擒其皇甫辉、姚凤于滁东门之外，遂以平滁。修尝考其山川，按其图记，升高以望清流之关，欲求辉、凤就擒之所。而故老皆无在也，盖天下之平久矣。自唐失其政，海内分裂，豪杰并起而争，所在为敌国者，何可胜数？及宋受天命，圣人出而四海一。向之凭恃险阻，刬削消磨，百年之间，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。欲问其事，而遗老尽矣！
今滁介江淮之间，舟车商贾、四方宾客之所不至，民生不见外事，而安于畎亩衣食，以乐生送死。而孰知上之功德，休养生息，涵煦于百年之深也。
修之来此，乐其地僻而事简，又爱其俗之安闲。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，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。掇幽芳而荫乔木，风霜冰雪，刻露清秀，四时之景，无不可爱。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，而喜与予游也。因为本其山川，道其风俗之美，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，幸生无事之时也。
夫宣上恩德，以与民共乐，刺史之事也。遂书以名其亭焉。
译文
我担任滁州太守后的第二年夏天，才喝到滁州的泉水，觉得甘甜。于是向滁州人询问泉水的发源地，就在距离滁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处。它的上面是丰山，高耸地矗立着；下面是深谷，幽暗地潜藏着；中间有一股清泉，水势汹涌，向上涌出。我上下左右地看，很爱这里的风景。因此，我就叫人疏通泉水，凿开石头，拓出空地，造了一座亭子，于是我和滁州人在这美景中往来游乐。
滁州在五代混战的时候，是个互相争夺的地区。过去，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兵在清流山下击溃李景的十五万军队，在滁州东门的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将皇甫晖、姚凤，就这样平定了滁州。我曾经考察过滁州地区的山水，查核过滁州地区的图籍，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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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名为“记丰乐亭”，实际上作者却用了较多的篇幅，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歌颂了当时的“太平盛世”。尽管北宋前期的局势还远远比不上以前的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，但从结束了唐末开始形成的战乱纷争的割据局面这一点来说，还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。作者虽把这种安定局势的形成归功于“宋受天命，圣人出而四海一”，但是，他能同情并讴歌滁州百姓的“安于畎亩衣食，以乐生送死”的安闲生活，确实有积极意义的。同时，我们还应注意到，本文是在欧阳修被贬后写出的。当他在宦海失意，地位一落千丈时，还能处之泰然，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胸襟是何等开阔!
文中写景的地方有两处。开头介绍清泉附近的环境，作者用了简
展开阅读全文 ∨,评析本文名为“记丰乐亭”，实际上作者却用了较多的篇幅，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歌颂了当时的“太平盛世”。尽管北宋前期的局势还远远比不上以前的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，但从结束了唐末开始形成的战乱纷争的割据局面这一点来说，还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。作者虽把这种安定局势的形成归功于“宋受天命，圣人出而四海一”，但是，他能同情并讴歌滁州百姓的“安于畎亩衣食，以乐生送死”的安闲生活，确实有积极意义的。同时，我们还应注意到，本文是在欧阳修被贬后写出的。当他在宦海失意，地位一落千丈时，还能处之泰然，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胸襟是何等开阔!
文中写景的地方有两处。开头介绍清泉附近的环境，作者用了简练的语言概括出“其上则丰山，耸然而特立；下则幽谷，窈然而深藏”。在第三段中，作者描绘游客们在一年四季中的不同感受时，只用了“掇幽芳而荫乔木，风霜冰雪，刻露清秀”寥寥十五个字，其用字之节省真令人拍案叫绝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可参看后面的《醉翁亭记》，便可悟出其中的奥妙。
此外，本文充分反映了作者真挚而深厚的感情。他身为地方长官，能在百忙中“与滁人往游其间”，“日与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”，正体现了他“与民同乐”的爱民思想。其主要政治思想体现在“而与滁人往游其间”“乐其地僻而事简，又爱其俗之安闲“”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，而喜与予游也”“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，幸生无事之时也”中。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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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赏析全文可分三段。首段简介建亭的缘起。文章一开始就特意点明时间，即在他到滁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初具政绩之时，其中已含乐意。滁地“山州穷绝，比乏水泉”。而当炎炎夏日，竟“偶得一泉于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，水味甘冷”（欧阳修《与韩忠献王书》），作者喜出望外，亲临考查：“俯仰左右，顾而乐之。”文章至此，正面点明“乐”字。于是喜悦之情，一气流注：“疏泉凿石，辟地以为亭。”而筑亭的目的，又是欲“与滁人往游其间”。由自我庆幸到与民同乐，在一片欢乐意绪中莫定题旨。
第二段通过对滁州历史的回顾和地理位置的介绍，歌颂了宋王朝结束战乱，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德。为了突出主题，作者只写了宋朝以前故乱的
展开阅读全文 ∨,延伸 稍后于欧阳修的著名文学家苏轼，在他的《教战守策》一文中写到了人民的安乐生活，但他有自己的忧虑：“天下既定，则卷甲而藏之。数十年之后，甲兵顿弊，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；卒有盗贼之警，则相与恐惧讹言，不战而走。”苏轼居安思危，在和平安定的年代，想到国家和人民所存在的不利因素，这当然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有关，但也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。清朝乾嘉年间著名学者洪亮吉，在他的一篇题为《治平篇》的文章中，也写到了处于安定时代人民的快乐，但同时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：“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，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。治平至百余年，可谓久矣。然言其户口，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，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，视百年、百数十 展开阅读全文 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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